傅汉洵 / 口述 朱婷 / 撰文

　　傅汉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丁宜市，后迁往先达，籍贯中国广东潮阳海门镇。1959年12月底启程回国，1960年5月加入广东省羽毛球队。退休前任中国羽毛球国家青年队副总教练、广州市体育局羽毛球队总教练等职，培养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奥运）冠军。

　　听闻广州又新开一家餐馆，印尼风味的饭菜和糕点颇为正宗，我心痒难忍，准备约上老友一同去品尝。

　　此生无论在何处，闭上眼睛，童年时先达小镇的样子就在眼前；印尼饭菜和糕点香甜的味道，依然在口中蔓延……

　　傅汉洵在印尼的留影。

　　先达“奇观”

　　先达，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第二大城市，是我成长的地方。著名的印尼民歌《星星索》《宝贝》都诞生于先达附近美丽的多巴湖，由先达华侨翻译传到了中国。

　　先达虽不临海，但海拔高，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由荷兰殖民政府规划而成，有着大片的橡胶、油棕、剑麻园；还有火车站、足球场、公园、游泳池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先达的商业已颇为繁华，街道两边商铺林立，由于华侨众多，大街旁的横街多以中国城市为地名，被称为“福州街”“南京街”“上海街”……

　　白天，街道喧哗热闹，我穿梭其中寻伴玩闹，吃着零嘴，耳边尽是“先达国语”(印尼特色的中国普通话，至今在全世界只要听到讲这种话者，十有八九就是先达人)、潮汕话、客家话、闽南语……夜晚，店铺关门，街道便安静了下来。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每年年初的某段时间里，每到黄昏，小城交错纵横的路灯电线上总会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燕子，叽叽喳喳黑压压的，仿佛电影开场前合拢的大幕，甚为壮观。第二天一早，小城“醒”了，燕子也便成群起飞，四处觅食，到了傍晚再回来。如此反复，是我心中旧时先达的一大“奇观”。

　　多年后再问先达的家人，燕子是否还如期而至？家人答说，这“奇观”早就不在了。原来燕子和我们一样，也离开了先达。如今印尼的燕窝依然闻名世界，燕子应该没离开印尼，只是因城市开发搬到更远的悬崖峭壁筑窝了吧。

　　1950年，我们一家刚搬到先达时，暂时租住在友人家一间小房里。1953年，父亲另起炉灶，在先达“弟波尼格罗街1号”创办了“新光印务公司”。我们便搬到了公司居住，那是一座由锌片、水泥、木头制成的厂房，前面用以办公，中间用以印刷，我们一家人住在后面——用木板隔开的几间小睡房里。

　　白天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8人，常给我们煮家乡菜和印尼菜吃。早上急着上学，母亲还能给零用钱让我们在外面吃炒米粉、椰炼糯米饭、“炸香蕉”等。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无忧无虑，即使当时印尼华侨生存环境时有动荡，因有父母的共同支撑，我们家中总是温暖的，充满了欢闹声。

　　婉拒苏迪曼先生

　　新闻上说，受疫情影响，原定于今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延期，让人不禁心生遗憾。

　　犹记得2005年12月9日，国际羽联在吉隆坡宣布，200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在广州——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举办时，我激动得一夜未眠，深感此生与“苏迪曼”3个字的缘分又续上了。

　　早在1958年下半年，17岁的我代表先达参加北苏门答腊省羽毛球赛。在男单决赛现场，我与代表棉兰市的华侨青年黄广源相遇。经过激烈的比拼，我输掉了这场比赛，却与对手一同，获得了前来观赛的迪克·苏迪曼的青睐。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印尼羽毛球之父”刚刚带领印尼羽毛球男队创造了历史，击败了3届汤姆斯杯得主马来亚队，第一次捧回汤姆斯杯，让印尼举国欢腾。

　　作为先达籍人和印尼羽协的创始人，苏迪曼当时正打算回乡寻找种子选手。他看着比赛的我们，面露喜色，急着向先达市羽协主席询问两位年轻选手的情况。该主席指着在旁陪着他的先达市羽协副主席——我父亲傅高宾对他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个是棉兰的，另一个高个子男孩就是傅先生的孩子啊！”

　　苏迪曼惊喜不已，表示希望带着我们俩到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羽毛球队一起集训，好好培养。这样的邀约对于当时的任何一个羽毛球运动员，都极具诱惑。但父亲缓了缓委婉地说，需要征求我的意见才能决定；并在第三天为苏迪曼送行时婉言谢绝了。

　　事实上，直到1965年后，我才获悉此事全部过程，也才知道父亲当年苦苦思虑了整晚：一方，是儿子对羽毛球的热爱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另一方，是祖国的需要以及拳拳爱国之心，他内心纠结却有了倾向。一年后，果如父亲所愿，我回了国，加入广东羽毛球队，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羽毛球事业腾飞的全过程。我从未质疑父亲当日的选择与爱国之情，而今想起，更是佩服他的远见。

　　可贵的是，苏迪曼先生爱才心切，虽被委婉拒绝，却主动派出当时印尼国手李宝灿赴先达，给我们辅导了1个月；随后还同意我们跟着李宝灿，从棉兰乘机经雅加达到中爪哇省继续训练。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飞机，更值得铭记的是，当我们抵达雅加达走出机舱，就看到了专程来接机的苏迪曼先生。他身材不高，戴着眼镜，气质斯文果敢，总是笑容洋溢，眼神坚定而明亮……

　　前辈们的帮助与指导，奠定了我的羽毛球基本功，将我真正引入职业羽毛球运动员之门；他们对羽毛球的纯粹热爱与对后备人才的关爱，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傅汉洵回国前与家人的合照。

　　“那里需要你”

　　早在回国前几年，我的脑子隐约地就有“作为长子，肯定是要回国”的念头。在苏迪曼向父亲提出邀请的当晚，父亲便立刻向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马领事询问国内是否需要青年羽毛球人才，并介绍了我的情况。在得到肯定回复后，父亲将我送回国的心情便更加坚定了。

　　1959年，父亲正式提出让我尽快准备回国，并开始准备我的行李。“你回中国吧，回我们的家乡广东，那里的羽毛球队需要你，你以后可以代表中国打球！”他对我说。我虽觉得有点突然，心里其实早有准备，也立即答应了父亲。

　　1959年12月29日，我乘坐“芝丽华”号客轮，在棉兰市的勿拉湾港起航回国。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前来为我送行。我的舱位是大通铺，在船舶的最底层。上船后，我立即进舱放下行李，又跑到甲板上，挤在人群中寻找亲人们的身影。我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便拼命挥手叫喊；眼见着，他们也一样，在几千人的人群中拼命地向我挥手呼喊，即使根本听不清彼此到底在喊什么……

　　客轮缓缓出港，我也就这样离开家独自回了国，不知何时才能与家人相见。我心中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悲凉感，潸然泪下。

　　1960年1月5日，经过几日海上的漂泊，甚至遭遇了海上风暴，“芝丽华”号总算有惊无险地驶入香港水域。经过罗湖桥中线后，喇叭里传来了熟悉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首歌，早在先达我就耳熟能详了。而那一天，在这样的音乐声中，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回来了，我带着父亲的期望，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

　　在《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我们自觉地排成队伍，跨过了罗湖桥……

　　参考资料：傅汉洵/口述 刘晨/整理：《赤子情·羽球魂——傅汉洵回忆录》，南方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