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汉洵 / 口述 朱婷 / 撰文

　　傅汉洵，1941年11月生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丁宜市，后迁往先达，籍贯中国广东潮阳海门镇。1959年12月底启程回国，1960年5月加入广东省羽毛球队。退休前任中国羽毛球国家青年队副总教练、广州市体育局羽毛球队总教练等职，培养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谢杏芳、张洁雯等多位羽毛球世界（奥运）冠军。

　　广州的天气四季如春，正适合打羽毛球。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座现今的“羽毛球之都”、世界羽毛球顶级赛事“大满贯”第一城，差一点儿就要失去羽毛球队。

　　彼时19岁的我，带着父亲亲手置办的行李与2副羽毛球拍，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梦想和忐忑的心情，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

　　傅汉洵年轻时

　　人生第一场 0：15

　　我是10岁左右开始打羽毛球的。在此前，就常跟着父亲到韩友羽毛球场，看大人们打球。那是一个露天羽毛球场，停电时，工作人员会点上煤油汽灯，并挂在球场四边的柱子上。那个煤油汽灯头很特别，是网状的，点灯前要先打气，现在似乎再也见不到了。

　　在场上看久了，我和几个小朋友跃跃欲试，开始捡大人打坏的旧球打。放学后，我就拿着两面都是光板的乒乓球拍打羽毛球。一段时间后，我找了一块长条的木板，在上面画出近似羽毛球拍的轮廓，锯成了一个木板羽毛球拍，打起来更过瘾。再后来，父亲见我真的喜爱羽毛球，便给我买了一把普通的球拍。

　　后来，我的“野心”越来越大，与小伙伴们一同找到一家工厂外的闲置平地。经得老板的同意后，我们便自己动手，插上竹竿、挂上捡来的旧球网，挖出线沟、用小石子填充进去，再用泥土填缝压平……做出了特制的球场。每每放学后，我们都会酣畅淋漓地较量一番。

　　在我接触并爱上羽毛球的那段时间里，世界羽坛风起云涌，以黄秉璇、庄友明、王宝林等华人选手为代表的马来亚国手们，利用亚洲人快速灵活的特点，使得羽毛球运动由慢而潇洒，转向快且凌厉，一举打破了欧洲对羽毛球运动的统治。从1949年起，马来亚连夺了3届汤姆斯杯冠军；从1950年开始，连续8届斩获全英羽毛球男单冠军……

　　这在当时的马来亚，乃至海岛对岸的印尼掀起了羽毛球运动的热潮。当对岸的马来亚举办重要赛事时，印尼苏岛的球迷还会乘船渡海去观赛。侨社也乐于举办各类羽毛球比赛。1953年5月，先达侨团为了庆祝“五四”青年节，组织学生进行羽毛球比赛。在父亲的鼓励下，12岁的我参加了第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

　　0:15，第一回合，我就被“剃了光头”。第二回合，我奋力拼搏，但最终也迅速败下阵来。我不服气更不气馁，对手年龄比我大很多；而1年前，我还在拿着自制的羽毛球拍与伙伴在工厂外的平地上练习。

　　在后来的数十年里，我打了数不清的比赛，有赢有输，却都不如这场印象深刻。我的羽毛球赛事起点定格在了印尼先达市的一个户外的羽毛球场上，我的未来定然在更高的领奖台上。

　　1960年广东羽毛球队男运动员合影

　　羽毛球队“保”住了

　　1960年一回国，诸事定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骑着从印尼带回来的单车，到当时的广州体育馆寻找羽毛球队。

　　那是一座具有浓郁苏联风格的建筑，有巨石廊柱、宏大的半圆形主体穹顶，据说是当时北京体育馆之后的全国第二大体育馆。正在训练的广东羽毛球队教练和队员们居然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看到他们训练时的投入与激情，我无比激动，深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心中萌发，急切地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可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体育系统正面临调整，各省市区正削减专业运动员的数量，广东羽毛球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我很失落，为了心爱的羽毛球回国，在这么美好的体育馆和训练场上，还有这么多高水平的队友，却没有了球队，我不知道梦想该如何去寻。

　　焦急忐忑煎熬下，我们坚定信念，不愿放弃希望，依然坚持训练。到了5月的一天，终于传来确切消息，广东羽毛球队保住了！我心中狂喜，回到华侨补校后立即写信，告知在印尼的家人，与他们分享我的喜悦。

　　从此，我正式成为广东省羽毛球队的一员，开始了全新的羽毛球生涯。

　　傅汉洵年轻时球场英姿1

　　饿着肚子冲击世界冠军

　　球队保住了，如何吃饱饭却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运动员每月的伙食定额比普通市民高，但在大运动量的训练下，饥肠辘辘是我们常要面对的状况。听闻糖厂有丢弃的蔗渣可以提供糖分，我们派去了部分队员，好不容易“抢”了些蔗渣回来。

　　省市领导也非常重视我们的伙食，经过协调，广州三元里人民公社答应向我们球队供应一部分蔬菜。于是每周三，我们男队员总要骑着自行车或三轮车轮流运菜。苦瓜、节瓜、丝瓜、通心菜……有什么算什么。运菜回来擦把汗，喝口水，便继续投入训练中。

　　在那个时候，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的不仅是梦想，更是国家的期待。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德、贺龙、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都曾在春节期间来到广州。1961年春节团拜会结束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观看了羽毛球比赛，并饶有兴致地与羽毛球运动员们聊了起来。在得知广东、福建两队的主力球员主要是印尼归侨后，贺龙表示：“印尼队可以拿世界冠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3年之内，我们的羽毛球要赶超世界水平！”

　　3年，日子紧迫，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后来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我以“饿着肚子冲击世界冠军”总结了过去的那段日子。这个说法被广泛引用，还被队友侯加昌加进了他的自传里，可见大家的心中都对那段日子记忆深刻。

　　以出色的发挥致敬偶像

　　1964年，印尼连续三次夺取汤姆斯杯成功，一时风头无两。同年，他们派出了国家羽毛球队再次访华。队伍中有陈有福、翁振祥、乌南、汪百胜，都是刚刚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选手；女选手则包括了米娜妮和莱诺等，可谓印尼访华以来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

　　我激动万分，陈有福是我和侯加昌共同的偶像，也是那一代羽毛球爱好者们共同的记忆。1956年，19岁的陈有福横空出世，成为世界羽坛的一股新鲜力量，世界羽坛正式进入快速、凌厉、激烈的现代竞技时代。

　　对我而言，他的球技球风、品学教养以及在成为印尼“国家英雄”后依然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的恋祖爱乡之心，都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未曾预料到，能作为一名中国羽毛球运动员，与他在球场上相遇。

　　广州是印尼队访华的第一站，1964年6月22日晚，广州体育馆座无虚席，在5000多名观众的注视下，我和队友黄鸿平对战陈有福和乌南，以1:2告负。几天后，我在单打上遭遇了印尼名将汪百胜，第一局我以15:10获胜；第二局我越战越勇，打出了一个15:0。多么巧合的一个数字，在人生的第一场羽毛球赛上，我曾输在了同样的数字上；而那天，我以同样的比分赢得了比赛。我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对得起父亲的期盼。

　　在随后的北京赛，由于黄鸿平身体不适，我和侯加昌作为中国国家队选手临时搭档，组成男子双打迎战陈有福和乌南。我们兴奋而幸福着，更是沉下心，让这对印尼王牌双打在此行中首次尝到了败绩。

　　在北京，中国羽毛球队最终以4:1战胜了印尼国家队，我和侯加昌以出色的发挥致敬了心中的偶像；困难时期艰难成长并壮大的中国羽毛球队，更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实现了贺龙元帅提出的“3年打败世界冠军”的目标。

　　我们做到了！

　　参考资料：傅汉洵/口述 刘晨/整理：《赤子情·羽球魂——傅汉洵回忆录》，南方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