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12月了，西班牙的疫情还在蔓延。羽毛球俱乐部依旧停业中，无法执教。但人不能一直闲着，于是我每天上午11点和晚上8点出门散步，走到无人处时，便摘了口罩透透气。

　　这几日，西班牙天气极好。这一生在球场时间多，少有这种闲时。但我更愿意忙着，心中没有旁念，只有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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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我抱着此心毫不犹豫从印尼回国，轮船在广州黄埔港靠岸后，港口便有人在问我们，会打羽毛球吗？我带着推荐信，心无旁骛，来到了福建。这里是父亲的故乡，亲人们多在福清，已多年没有联系过。

　　我从小就在印尼的中华学校念书，能说普通话，但家中更常用印尼话交流。因此我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也带着浓重的印尼口音。

　　刚回国的时候，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母鸡”“公鸡”无法表达，就干脆把“公鸡”形象化，喊作“戴着帽子的鸡”。往北京打工作电话时，对方听不懂，让我讲普通话。我无奈地说，明明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呀……至今回想起，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一家人合照。

　　60年过去了，我辗转多个国家和城市，始终带着那份印尼口音。幸好它丝毫不影响我的执教工作。

　　还记得刚到福建时，我便直奔福建省羽毛球队。但是队里已人才济济，有不少实力强、却更年轻的运动员们。当时已经24岁、度过巅峰时期的我思忖再三，主动向组织表示，愿意放弃选手身份，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祖国大地一片净土，只要有需要羽毛球的地方，就是我停留之处。

　　1个月后，我乘坐火车到了江西。12月中旬，又离开了南昌，经过20多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贵阳，然后又乘坐长途汽车中转绥靖，最终抵达昆明。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和多国接壤，经常要和南亚国家交流体育，因此国家非常重视。云南省体委当时已有4男4女组成的羽毛球队，都是归侨，却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我到任之后，既当教练又当队员，还时常去学校普及羽毛球运动，选拔并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对于从未见过羽毛球的孩子们，我从挥拍开始教，慢慢地终于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羽毛球队。

　　一家人在昆明。

　　昆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愧于“春城”的美名。而我们羽毛球队的水平也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当时，全国羽毛球水平最高的要属广东队和福建队，且打法各有特色。我们与他们相比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和南亚的国家相比，遥遥领先。一次，缅甸国家队来访，领导要求我每一局都不能让对手拿到超过5分，结果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欧洲城市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本哈根的羽毛球赛场上，中国的羽毛球队员们也为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立过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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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1964届的运动员合照。

　　1965年10月，一支完全由归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出征欧洲。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当时世界羽坛霸主之一的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羽毛球王国丹麦，中国羽毛球队面对“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质疑，稳定发挥，以斐然战绩击败了傲慢的丹麦队。在与丹麦队对决的24战中，大获全胜。最终那次欧洲行，34战无一败绩。汤仙虎更是以15:5和15: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曾6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丹麦名将艾尔兰·科普斯，威震国际羽坛。

　　纵然因为外交原因，彼时的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参加国际赛事获得冠军，但是经过多番友谊邀请赛，中国羽毛球队以雄厚的实力赫然挺立于国际羽坛之巅，后来更是被国际媒体冠以“无冕之王”称号。

　　1966年，丹麦羽毛球队为了“一雪前耻”，回访中国，信心满满地希望挽回之前的败绩。为了应对在家门口的比赛，国家体委从各地抽调了精英运动员和教练到广州集训百日。我当时已经在云南执教数年，也被抽调至广州参加集训，并主要负责男女混双的教练工作以及日常事务管理。

　　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各方面的物资供应都非常短缺。但是为了保证体育事业，国家对体工队都有特别的照顾，运动员没有工资，但是食宿有保障；教练员在运动员待遇的基础上，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定的工资，可以说基本上生活无忧。

　　上个世纪60年代，广州集训时合照。

　　我从心底感谢党和国家。为了替国家减少负担，发放新衣时，我觉得旧的还可以继续穿，就不去领了，把新衣服留给更需要的人。1963年，全国形势略微好转，国家准备提高我的工资，我认为单身一人没有负担，现有的工资已经足够，也未曾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于是打了报告，主动要求维持当时的工资不变。

　　有时，我还会把省下或多方寻来的粮票默默赠予一同留在云南的其他归侨们，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

　　在广州集训时，贺龙元帅更是亲自接见了众人。在这样的支持下，我们也知晓自己责任重大，日常训练绝不偷懒。说是负责日常管理，其实运动员们又勤奋又自觉，几乎不需要我更多的管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一定要在家门口把比赛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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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个世纪60年代培训的第一批运动员合照。

　　1966年上半年，广州、北京、上海、武汉……我们与丹麦队进行了多场比赛，运动员不同地点不同，但是结果相同——大胜。

　　1971年，国家队开始恢复训练，让我去协助工作。当王文教、陈福寿有比赛任务时，国家女队的教练工作就由我暂时负责。后来云南羽毛球队也恢复了，一切都重上了轨道。1972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项球类运动会，我们老队取得很好的成绩。赵正苹，范宝琴和郑多南获得了全国五项球类羽毛球女子团体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回云南后，为了鼓励和发展羽毛球运动，云南省体委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12个球场的体育馆。我也被提升为云南省羽毛球队总教练和体委羽毛球部副主席。

　　杨振祥与肖杰，肖杰现为北京体育学院教授。

　　在多年的工作中，云南又向国家队输送了肖杰、张云波2名运动员；在此期间，还给国家体委输送了多名援外教练，其中，董金祥赴尼日利亚和缅甸、郑多南赴马来西亚，我自己也数次受聘外派。

　　1977年，受国家体委指派，我赴墨西哥教授羽毛球，便开启了“桃李满世界”的另一段羽坛生涯。

　　杨振祥与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原教练侯加昌（左）。

　　曾经以为，祖国之大，有羽毛球之处，就有用我之地；而今再看时，原来人生不止于此，世界之大，更遥远的彼岸在呼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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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还记得当年贺龙元帅接见众人时，我正在外办事。具体做什么已记不得了。但缺席的遗憾滋味却回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