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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路长

发布时间:2018-07-27 09:56 点击数: 字号:T | T

 梁俊祥/口述 林小宇/撰文
梁俊祥,男,77岁,印尼归侨,现为香港居民
  1978年的一个晚上,我从香港回到了印尼雅加达的家。
 
  老家面前的那条街原名是叫“八度亚间”(PETUAKAN),在我回国前改名为“商业街”(PERNIAGAAN)。原来的门牌11号,现在成为了93号。但无论怎样改,这里都是我的家,不过是阔别18年后才回到的家。
 
  家里只有母亲和大哥在,祖母、父亲和大嫂却成为了挂在墙上的相片。以往十几口热闹的人家,现在变得空荡荡。面对母亲和大哥,我想说的话,梗在了咽喉,双眼也因泪水而模糊……
 
  一
 
  父亲母亲都出生在印尼,母亲1岁零3个月就来梁家,这是因为父亲幼年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脚不能行走,祖母担心父亲以后找不到老婆,于是就领养了母亲当童养媳。
 
  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弟姐妹8人,3男5女,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父亲经营的印刷厂。其实,这家印刷厂是我的叔公(父亲的叔叔)出资创办、由父亲和我堂叔经营。叔公看到父亲虽是残疾,却聪明好学,努力上进;虽没有上过一天学,但自学成才,这让叔公感动不已,于是出资帮助他,希望他日后有生活保障。
 
  日本占领印尼后,父亲的工厂被迫关门,全家人逃难到乡下,工厂也被洗劫,仅留下搬不走的机器。那时的生活很苦,直到日本投降后,我们回到雅加达,工厂还没恢复,生活靠祖母和母亲做糕点、姐姐们上街叫卖过日子。
 
  一年后,不仅父亲的工厂重新开工,被关闭的华文学校也都一一开学,我们也开始了上学读书。
 
  父亲的工厂名为“三民印刷厂”,可见他对孙中山先生非常崇敬,不过他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民国时代,对印尼华侨社会出现进步思想,他总是持着反对的态度。但与之相反的是,全家的8个孩子都积极拥护新中国,这让父亲感到孤立与失落。
 
  二
 
  1952年,雅加达亲台湾的侨团发动争夺华侨学校领导权的行动,福建学校、广仁学校、自强学校和我的7位兄弟姐妹曾经读过以及我还在读的华侨公学(只有小学)都改变了“颜色”——由红色变成蓝色。
 
  父亲执意要已在进步学校华中和巴中上学的两位姐姐转学到亲台湾的中华商业学校读书,要我留在华侨公学接受亲台湾的教育,在兄姐们的支持下,我背着父亲转学到亲新中国的协和中小学。
 
  孩子们的叛逆,使父亲十分愤怒。一度停止给家用。思想进步的二哥谋求自立,决定半工读,到了进步的《生活报》任副刊编辑。
 
  没想到,印尼华侨社会的“国共之争”,在我们家也演变为一个政治“战场”。随着家庭的“政治”矛盾激化,“少数派”的父亲在家中常常一言不发。而原本“中立”的母亲和大哥,也渐渐地倾向我们,这使父亲更加难过。
 
  1951年的国庆,大哥和大姐一早就在门口挂出了五星红旗,那是整条商业街挂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此格外地显眼,也格外地让人振奋。正当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面红旗时,被触怒的父亲愤而“离家出走”。
 
  虽然后来经祖母、母亲和大哥的劝导,父亲回到了家,但因此造成的裂痕很难弥合。尽管如此,大家都还是十分敬重父亲,对他的学识多才更是钦佩和仰慕,尤其感恩父亲的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才有了我们后来的生活。
 
  上世纪的60年代,我们8个兄弟姐妹中的6人都回到了中国,我是最后回国的一个。事后知道,在排华的浪潮中,母亲想回中国大陆,而父亲却想到台湾,最后两人只能“各退一步”,都留在了印尼。
 
  三
 
  虽然我未遂父亲的意愿,在1960年选择回到了中国,但血浓于水,父子亲情还在,我不断写信给父亲和家人,慢慢地父亲也给我回信了。
 
  我至今还保存着父亲1963年给我的一封信,信中父亲谈到了他的一生结晶——诗稿《敝帚集》。父亲说:“因所作之诗稿尚待删改,以求精紧,或有待70岁时作为古稀纪念也。”
 
  令人痛心的是,父亲出版诗集的夙愿未偿,抱憾离开了我们,那时他才65岁。
 
  时间过得很快,在父亲去世多年后的2000年,大哥把珍藏的父亲遗作、文稿、墨宝、手迹与相片由印尼带到香港,郑重地交给在香港的二哥和我。
 
  别看那是一叠书稿,却是父亲一生的情感。就是因为如此,父亲去世之后,大哥就不断收集整理父亲的遗稿。大姐也与大哥一齐抄录父亲的部分诗作分寄给弟妹。他们还恭请远在上海的亲戚顾振乐题写《敝帚集》书名。但悲戚的是,一直在为父亲诗集忙碌的大哥大姐和远在无锡一直盼望父亲诗集出版的二姐,还未等到诗集的出版,他们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诗集终于在二哥、三姐和我的努力下出版。此时细读父亲的诗词,猛然发现,他尽管思想保守,从内心深处却爱着自己的祖国,爱着自己的朋友,爱着所有的亲人……
 
  也是从那时起,我觉得挖掘、抢救、保存、整理华侨华人的历史资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既是一种历史使命,更是一种人生的意义。
 
  四
 
  1965年,我从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化工局下属的农药二厂当技术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在1972年移居香港,从事着家具进口批发生意。
 
  早期的生意是从印尼进口家具,所以一年要到印尼许多趟。中国改革开放时,我的生意延伸到了中国内地,因此两边都是经常来去的路。
 
  在出版父亲的诗集后,我觉得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收集和抢救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华侨华人史料,以至于不让这些“人类财富”淹没消失。
 
  我从1992年参与《华中园地》编辑出版后,陆续主持和参与了出版有关华侨华人的书籍,如《心声集》《张国基诗文选》《司徒赞诗文选》《李善基诗文集》《一颗闪亮的小螺丝钉》《东印度地理》《椰风蕉雨札记》《林洛川文选》等14本。
 
  最值得自豪的是经过3年努力,2013年出版发行了《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因为《生活报》是伴随我成长的一份印尼华文进步报纸。我们家订阅了亲新中国的《生活报》《新报》;亲台湾的《天声日报》《自由报》。二哥为了反抗父亲的“经济封锁”到《生活报》任副刊编辑,爱国学校的熏陶和二哥的影响使我对《生活报》建立了深厚感情。
 
  万幸的是,在印尼排华时,《生活报》的社长黄周规先生冒险将所有的合订本带回了中国,最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也是为这份报纸,二哥和我组织原《生活报》报人后代和两位侨友,7次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生活报》,花了3年时间将它整理出版了一套15种19册纪念丛书,同时还出资将这些报纸完整地扫描成数字化,永远保存了这宝贵的历史史料。
 
  完成出版了《印尼<生活报>纪念丛书》之后,2014年由我担任主席在香港成立“生活文化基金会”,赞助和支持侨友出书。
 
  2015年“生活文化基金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出版了15种17册的《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这又是一个有重大史料意义的大型历史丛书,它至少可以慰藉爱国的先辈们,也表达了我对他们的敬仰。
 
  五
 
  人生都有自己的路,尽管艰辛,尽管崎岖,但因为“有意”,而感到快乐,那可能就是一条幸福的路。
 
  我有时望着不断增加出版的书籍,心里有着一种坦然的舒心,就如对我们的前辈、我们的侨友、我们的民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道出了自己的爱。
 
  ……
 
  如今迈入耄耋之年的我,还是频繁往来印尼与中国之间,虽然路途遥远,依然乐此不彼。因为两边都是故乡的路,只不过它很长、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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