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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歌(下).

发布时间:2018-07-23 10:04 点击数: 字号:T | T

 陈汀阳/口述  许丹/撰文
  陈汀阳,1947年5月生于厦门,1948年随母到缅甸,1964年8月从缅甸回国,现任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
陈汀阳的母亲郑葆真。
  多才多艺的妈妈
 
  妈妈是个文体活跃分子,能唱会演又会打篮球。1956年在丹老华侨中学,妈妈已是5个子女的母亲,36岁的她依然参加学校篮球队的训练,记得有一次还参加了篮球友谊赛。年仅9岁的我,蹲在球场边,看着身材高大、打中锋的妈妈驰骋于篮球场上。每当篮球传至妈妈手中,我心里总是砰砰直跳,生怕她有所闪失。但她沉着应战,一个假动作转身,三步上篮,球进了!我兴奋得鼓掌跳跃起来,赞叹:妈妈是好样的。
 
  我们在丹老度过4个祥和快乐的春节。在丹老华侨中学任教的父母,每年的春节即将来临,为缓解华侨阔别祖国思乡念亲之情,与其他老师们一起排练家乡的“歌仔戏”,先后排练演出了《陈三五娘》《十五贯》《孔雀东南飞》《小女婿》等剧目。妈妈既辅助导演、又当演员。临近演出,还与老师们一起废寝忘食地赶制古装鞋、帽、服装、画制布景等。我也在戏中扮演了一些小角色。最终,演出大获成功,当地侨胞每每看后激动不已,游子的思乡之情也得以告慰。
 
  妈妈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毛笔、钢笔或粉笔,字体总是那么端庄娟秀、苍劲有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妈妈的一手好字绝非一日之功。她在厦门鼓浪屿同文中学、毓德女中就读时,就练书法;在丹老执教的空闲之际,妈妈握小楷毛笔、砚墨,临帖勤练。每当这时,我就自告奋勇,帮忙汲水研墨,取出“柳公权字帖”,边看边学妈妈临摹运笔的样子。妈妈字如其人,在生活、思想和工作上,形成了如柳字一样的严谨与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使我们兄弟姐妹受益匪浅。
 
  妈妈尽管集家务、教学、求知于一身,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她还报读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更无教授授课,所有的古代汉语、现代文学作品等教材资料,均用邮件函寄。考试分开、闭卷,妈妈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认真学习、考试,终于自学成为一名“函大”毕业生,“充电”成功,为今后任教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妈妈当时领到毕业文凭时手舞足蹈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执教边陲小城
 
  缅甸东北部掸邦地区的一个小城——景栋,缅文音“浆冻”,其东边与泰国毗邻,北部与中国接壤,毗连闻名遐迩的“金三角”。1958-1961年,家父受“教联”派遣前往景栋任校长,妈妈随行后因气候寒冷,水土不服,返回仰光后再前往,曾二度身居边陲执教,无怨无悔。
 
  在景栋学校住的是座二层楼的木屋,我们一家7口人蜗居于二层,一个约14平方米的房间里。它既是我们的“窝”,也是“校长办公室”。每到风雨交加的雨季,屋顶、木板缝隙都会漏水、渗水,只得以面盆接水,或以塑料纸遮雨,大有“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之状。厕所、浴室均公用,设有公共食堂,雇用掸族人“阿索”掌勺。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年要吃“薄饼”(春卷),妈妈亲自揉面,在木炭炉置上平底锅,摊“薄饼”皮,还蒸了咸、甜“年糕”。住校的老师切菜、剁肉,如同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年。时任教务主任的陈华平老师,2009年7月从香港来厦门时还不忘此事。
 
  在景栋,家里没有雇帮佣,妈妈既要打理家务、照顾我们5个兄弟姐妹,晚上还要备课。环境狭小局促、艰苦,但妈妈从不气馁,也不怨天尤人,更不以校长夫人自居怠慢他人,她平易近人,视同事、学生如一家人。二弟曾因学习成绩达到留级分数线,来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说:“公事公办,该留级就留级,不能因为是校长的儿子,网开一面。”
 
  此外,妈妈还积极协助排练节目,参加当地土司的“摆”庙会,唱歌跳舞,荣获桂冠。
 
  辗转归国
 
  1964年8月,虽然我已在仰光“南中”读至九年级(红岩班),离“仰光大学”的门槛仅一步之遥,但由于政府有令,在缅甸持“华籍”的外侨不能报考“仰光大学”。有一天,妈妈从“瑞浪旦”的福建女师下班回到家中,说道:“阿阳,阿邦,来,我有话要说。”妈妈和颜悦色的,不像是要训斥。于是,我们兄弟俩走近妈妈,她兴高采烈地说:“我和你爸商量好了,准备送你们兄弟回祖国,怎么样?”我难以置信,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当我确定是真时,我与小两岁的二弟对爸妈毅然决然的决定,欣然应允。为此,妈妈为我们跑中国驻缅大使馆办护照,带我们到缅甸市政厅办理出境手续、购买英镑外汇。从市政厅办妥一切手续后出来,妈妈问我们想吃什么?我未应答,二弟抢先说:“想吃扒鲁达”。于是,她带我们去美美地吃了一杯“扒鲁达”(缅甸特色带有水果的一种冰饮料)。事后,妈妈回忆起这段往事说:“憨仔!你们怎么这么傻,那时也不提出要吃烧鸡、红烧肉……”我回答说:“妈妈那么辛苦,怎么能乱花妈妈的钱?”
 
  1965年,从仰光父母的来信中获知,缅甸当局接管了所有华文学校。妈妈改任家庭教师,开办补习班,仍坚持华文教育。
 
  1967年10月,妈妈带着4个弟妹回国,给在厦门的大姨母发来电报:已平安回到昆明。
 
  回国后,妈妈曾泣不成声地告诉我:“6.26原本是去‘教联’开会,开会的前天晚上,周颍如校长到家里通知,改派我到妇女协会参加会议,幸免逃过一劫。”是啊,那场排华大屠杀,让妈妈的许多挚友、同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妈妈每每回忆起此事总是悲愤不已,耿耿于怀。
 
  妈妈在仰光时,从报纸和广播里早已获知,祖国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可是,妈妈说,“儿不嫌弃母丑,狗不嫌家贫”,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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