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纪念胜地

　　陈嘉庚纪念胜地位于厦门市西北侧，闽海之滨浔江畔，山明水秀，胜地冠南疆的集美，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故乡，著名侨区、台商投资区，福建省最佳风景区之一。

　　古集美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小渔村。是陈嘉庚先生呕心沥血、倾资兴学几十年，将它从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建设成为名闻海内外的集美学村。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返里定居，集资扩建集美学校校舍和建设以鳌园为中心的风景游览区，奠定了陈嘉庚纪念手地基础。

　　陈嘉庚纪念胜地，包括陈嘉庚先生自1961年躬亲设计、精心督建的集美鳌园，内有毛泽东主席亲书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陵墓；陈嘉庚先生逝世后，遵照其遗愿于1962年建造的集美归来堂，1983年为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70周年在归来堂前扩建的归来园和新设立的《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1980年创设于“校主住宅”二楼的《陈嘉庚先生故居》遗物陈列室；1993年陈列于故居楼下的《集美学校校史馆》；1994年根据陈嘉庚先生遗愿建成的“嘉庚公园”和2002年奠基、2008年10月建成开放的《陈嘉庚纪念馆》等，总面积约16万m2，建筑面积近3万m2。它被中共厦门市委、厦门市人民下放授予《厦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厦门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侨联授予《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

　　陈嘉庚纪念胜地几十年来已建设成为国家4A级旅游区，福建省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教育基地文化底蕴深厚，建筑景观独具魅力，是集美学村各级学校师生、干部、群众和中外游客慕名向往参观、瞻仰，接受教育的课堂与丰碑，观光游览必至的胜地。

　　丰功传绩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实来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从陈嘉庚先生自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起，到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广大华侨支持祖国抗日救亡，在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在经营实业所得用以创办教育，培养建设祖国人才的功勋等，代表中国共产党予以高度评价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为国内同胞，海外侨胞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的典范。主要事迹略述如下：

　　陈嘉庚先生9岁入私塾就读，17岁奉父命南渡新加坡助商。31岁起独自经营，从创设菠萝罐头厂开始，中后期主营树胶业，集树胶的种植、工业、贸易蔚为一体的大企业陈嘉庚公司，1925年鼎盛时期拥有树胶园15000英亩，分行店遍及世界五大洲，职员工达三万余名，总资产约达叻币1200余万元，是星马树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为当地华侨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一位有能力的华侨实业家。

　　陈嘉庚先生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起，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之一分子天职，随即返里创办先进教育事业，先后创办幼稚园、男女小学、男女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专、乡师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公共机关，统称集美学校。集美学校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1925年6月秘密组织共青团支部，1926年3月秘密建立中共支部，造就一批批革命分子输送往闽西南各县开展革命活动，成为闽西闽南革命的发源地。从大革命直至解放战争，革命活动从不间断，被誉为是福建的“民主堡垒，革命摇篮。”为八闽大地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21年，又倡办了福建省第一所高等学府——厦门大学，成为“南方之强”；陈嘉庚先生批示集美学校成立教育推广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发展我省各地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此外，还在南洋先后创办、支持、赞助一批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协助发展教育事业又向侨亲集资修理和扩建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校舍。陈嘉庚先生几十年在国内外兴办教育创设学校，先后耗资约值一至二亿以上美元，几乎等于他的全部资产，是一位倾资兴学育才的典范。他创办、支持、赞助的这些国内外学校，发展至今已经120所左右，培养的人才满天下。是一位著名的教育事业家。

　　陈嘉庚先生1910年加入同盟会，支持孙中山革命参加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他“热诚内向”兴实业、办教育。1923年就担任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经理（主席），开始走上了侨领地位。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新加坡华侨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他被选为主席，第一次领导华侨反对日本侵略。1931年抗战全国爆发后，他在海外团结和领导华侨，组织《南侨总会》，被选为主席，发动千百万华侨出钱、出人、出力支持祖国抗日救亡；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汉媾投降派的卖国贼；1940年亲度《南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参观重庆、访问延安，一再力劝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等，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副主席和王若飞委员称赞他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的伟大。解放战争期间，他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民主、和平、团结三大口号，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卖国、内战政策。他敢于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敦促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蒋介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同时，创办《南侨日报》从道义上配合支持解放事业，被誉为：“正义老人，正义呼声。”新中国成立后，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参政议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关心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先生于1958年经医生诊断发现患有上皮鳞状癌，中央领导重视请医对他精心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后，仍全身心地投入为国为民工作，实属难能可贵。不幸因全身机能衰竭，医治无效，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中央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后，买柩用专列运回集美，安葬在鳌园内，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廉洁思想的孕育

　　集美这一方热土养育了一方人，在它的历史上曾经出了个名清官。（据《集美志》载）：集美第十一世后裔陈文瑞，明神宗万历（公元1573年）生，明熹宗天启（公元1621年）中进士，大器晚成。钦点江苏省苏州府吴县知事，兼苏州府考试官。为官一心忠实爱民，素性俭朴，廉洁自持；不畏权贵，执法公正，刚直不阿，全县人民挽任三次。后告老荣归，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因素廉洁，皇上敕赐“尊亲堂”匾牌一面，归悬于本族大祠，以为志念！（“文革”中被毁）其事迹家喻户晓，

　　集美又是民族英雄抗清保厦基地。（据《闽海纪要》载）：“公元1679年秋，郑成功部将刘国轩在此建筑‘集美寨’，操练水兵，抗御清兵，保卫厦门。还开凿一口水井，供士兵饮用，屯田垦荒，分别被称为‘国姓寨’、‘国姓井’。后来，寨内居住老百姓，又称‘寨内社’。”

　　陈嘉庚先生1874年出生集美，少时入私塾就读多年，念过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等书，接受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对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郑成功、陈化成和乡贤陈文瑞等尤为敬仰。他在茶余饭后，每每聆听着父老乡亲一再传述，忠勇抗敌和为官清正的动人情节，耳濡目染，感受至深。青少年就成长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孕育了爱祖国、爱人民思想和廉洁品德。

　　陈嘉庚先生自17岁出洋助父经商，掌握业务、财务，到1903年底父营企业因故落败期间，他“一向守职，未尝妄费一文钱”；“不论在洋在梓均不私蓄一分钱，家内也不许有金饰”等。当时的这种廉洁生活为日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嘉庚先生1910年加入同盟会前后，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改变了经商发家致富而为国育才的观点。特别是1940年亲临延安访问，实地见闻，加深了明辨是非的政治立场，公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公而忘私的廉洁情怀。

　　陈嘉庚先生总结了我国和家庭的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后，在廉洁与腐败二者的立场观点是反对腐败，坚持廉洁的抉择。他说：“以言廉，廉为贪之反，即妄与妄取，要得为廉。”他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践行，“言必信，行必果”，始终以廉洁为人生轨迹。

　　财产不遗儿孙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敢于经营，又善于经营的著名实业家。但是，他竞争财利积资千万，却不遗儿孙财产。他在那《爱子观》中已阐明爱儿孙“惟别有道德之爱，非爱之也”的观点。为此，慨然表示：“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贤孙，何须吾富。”“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当马牛。”遂立下了“经营地方之利，仍还地方之益。一息尚存，此志不减。”的豪言壮志。

　　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育才，为了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教育经费。1919年，就将新加坡的全部不动产，树胶园七千英亩，房产、货栈、地皮150万方尺，聘律师、立约字，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同时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在回国倡办厦门大学时认捐400万元，就是以集美学校永久基金为保证的。1923年，又将新发展的新加坡大成树胶园4000亩和陈嘉庚公司三分之一余股本，拨充为厦门大学基金。1937年厦大献给政府后，厦大股母移归集美学校。

　　陈嘉庚先生1950年回国定居时，海外财力已大不如前，扩建厦集两校校舍主要靠亲友捐款支持。为了善始善终克尽教育天职义务，1955年亲自设立《新加坡、香港基金》，将他在新加坡仅有的少数资产、全部增添为教育基金，指定为集美学校经费。当他1958年患病住院时，首先考虑的是教育经费问题，在病中口授遗嘱，将当时的余款、利息及今后捐款的各项收入，都作为集美学校教育基金。1961年8月，陈嘉庚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国内尚有存款人民币334余万元，都由政府按照他生前交代、亲属要求和公共设施在建项目，分别用于教育与公益事业，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各个基金、余款诸子孙未取一分钱。

　　个人生活俭朴

　　陈嘉庚先生在一些人们看来是一位富家翁，吃喝玩乐应该是极其奢华的。然面，这个看法是错了。其实陈嘉庚先生个人生活是非常节俭朴素的。他说：“虽为社会守财，无为之费一文宜惜，正当之消千金慷慨。”他一生用钱的座右铭是：“该花的钱，千万百万都不吝惜；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

　　陈嘉庚先生根据他那个用钱原则，该花的就是作为“天职义务”比重先后在国内外创办、支持、赞助各级各类学校总共耗款1—2亿美元以上，在所不惜；而对于他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费用，则锱铢必较，对于钺张浪费行为更是极力反对的。

　　1919年秋季，陈嘉庚先生回国倡办厦门大学期间，发现少数集美师中学生常到厦门市去浪费，就在秋季开学式上演讲时进行教育批评。他说：“中国今日贫穷极矣，我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他联系着自己现身说法，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个月除正当费用外，另费不及二元。”进而当众分析原因，指出：“其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等于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余之本意也。”当时，他在南洋生意正在发展中，已有几百万资产的。

　　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经商时是那样节俭，1950年回国定居后，仍坚持其本色不变。他先后住过两处早年建造朴素无华的二层小楼（即原校长住宅和校主住宅）工作、生活。他的衣着、傢俱、用品，如衣服、被帐、？帽、沙发、皮箱、布雨伞等等，都是旧的，破了就补，补了再用，那条蚊帐是一补再补的，缝补处中是有他亲自穿针引线的。他本来点用一盏煤油灯照明，一次不慎摔破煤油灯，就拣来一只断掉提钩的瓷杯，倒置过来点上蜡烛当烛台。工作人员因来访的不是首长就是侨客，觉得“蜡烛台”不雅观，几经建议更新，他坚持不肯，所以它被保留下来。吃的粗茶淡饭，喜爱的是地瓜（或高梁）稀饭，下饭的茶常是青菜、豆、小线头鱼等。不抽烟不喝酒，自理的生活、工作，日夜夙劳。当时，人民政府给他享受行政三级工资，每月三五百余元，但他竟交代炊事员每天安排伙食费五角钱，不得超过。剩下的钱都存入集美校委员会会计处，添为办学费用。他曾对侄儿陈仁杰说：“每月伙食费农民是元、工人是8元、干部是10元，我15元已经很多了，不能再多了。”陈嘉庚先生外出近邻县市公务或访友活动，如视察女婿李光前委托管理的南安国光中学，或陪同华侨前往安溪等地时访问，都是事先安排炊事员煮好成稀饭，装入大号的保温瓶里，再买些油条带上路，当抵达目的地时就在村外找个石盘或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用膳后才进村办事或会友。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麻烦主人的届时招待一番的颇费开支，也省时省钱。

　　陈嘉庚先生在家庭中生活自奉甚约，为后辈表率，而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第八公子陈国怀回国在集美工作，1958年陈嘉庚先生遗嘱交代其生活费应以“家庭人口计算，每人每月25元。今天后若有亲子孙回国，亦照此例付给。如有支领学校工资。应扣除。”到了1961年他在抄给二公子陈厥祥遗嘱中对家费的也是这样规定写上“我亲血脉子孙回家无职业：男子老幼每人每月供给生活费20元。如有职业，不得支取；女子中幼每人每月供给生活费15元，如有职业或嫁出，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结婚事丧事，各给费用200元”等，可谓斤斤计较。

　　反对铺张浪费

　　陈嘉庚先生毕生在坚持俭朴生活的同时，更是反对铺张浪费行为的，二者贯彻始终。他说：“奢俭之利害，关系国计民生，重且大矣。”

　　早在1923年陈嘉庚先生50岁时，叶渊校长发动集美学校师生捐款，建造一座“介眉亭”为陈嘉庚校主祝寿。陈嘉庚先生“闻之殊深诧异”，先后发出两封信函，表示反对并严肃批评校长，说：“无论兴工与否，弟决不接受”。指出建亭祝寿是“沽名钓誉，夸示纪念、制造虚荣，为无益有害”，这样做必能影响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叶校长接信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建造介眉亭，师生捐款一律退还。事实上，综观陈嘉庚先生在世的每年的生日，都没有让家人、社团、学校为代举行诞辰庆典活动。

　　陈嘉庚先生晚年回归故里，参政议政，常常接访各级首先和海外宾客时，也从来没有摆宴席，大吃大喝。而是以家乡的土特产原来烹调菜肴，如炒米粉、海蛎面线、海蛎煎、槟榔芋头等招待。1951年3月18日晚上，华东区主任陈毅将军在福建省政府叶飞副主席和厦门市政府梁灵光市长的陪同下，由厦抵集访侯陈嘉庚先生。当时，炊事员买了一斤糖菓来招待领导。陈毅一行由陈嘉庚先生招待便点，离开集美后分赴省、市。陈嘉庚先生随即谆谆教导炊事员，说：“首先最多给尝尝一二粒糖菓（不像小孩子好糖一个接一个吃个不停），买二角钱就满够了。”

　　陈嘉庚先生丝生花自己的钱是讲究节约，而花费政府和人民的钱，也坚持反对无谓的浪费。1940年初，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在新加坡集中时就再三告诫团员，说：“此回系到祖国工作，而非应酬游历者比，务希勤慎俭约，善保人格。”当途经仰光和3月26日抵达重庆机场时，先后对前来欢迎的校友、官员、各界群众和媒体公众申明，“以现在抗战艰苦期间，此来系有工作，非游历应酬，愿彼此极力节省无谓宴会，如开会宴最好联合一次便是。”但是，当他住入重庆嘉陵招待时，听说政府开会计划招待他和慰劳团八万元，有关部门已向市中名旅社定一二等房住。陈嘉庚先生“闻后至为不安。”认为：“政府如花许多招待费，则应酬宾会必繁。市中各界亦将热烈仿效。他日分团往各省区，到处如皆依例，不但消耗各处无谓金钱，且须迟延许多日子。在平时尚且不宜，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虽在机场已公开表示，第恐未能实行。所以，第二天就在各日报上登启事，指出：“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随即向组织部借两座空屋，为慰劳团住所，卧床是自带的，向某社团借来膳厅、桌椅和碗盘等，原已雇定炊事员，自办伙食每桌八人，每天20元，连自己共七桌，每天140元。5月1日分三团出发，一切共开出国币6100余元。慰劳完成后，陈嘉庚先生于10月31日返抵仍在敌人占领的厦门对面故里生活，是日下午在陈氏大祖祠会亲后，乡保人员殷勤邀请他去晚宴，我见到他从西侧门走出来，宏亮地回答：“免！免！我们去岑头（是夜住三才楼）吃稀饭配豆豉。”边说边朝前迈！从重庆到集美七个余月中，他谢绝了各级各地无数的宴请。这样做除了是励行节约，反对浪费以外，另一个主要目的是：防止各地官员利用宴请陈嘉庚先生虚报招待费用，向政府冒领或敲诈摊派各界百姓生活线的贪污行径，以及“一个人客九个主人”的大吃大喝泛滥的浪费行为等滋生发展祸国殃民的腐败作风。当时同安县县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记载所述：“1940年10月31日余往集美乡，县长及护兵数人同行，……至集美越宿，复同至灌口方面。计余在同安城两天，旅馆费自理，县长所开招待费，仅晚宴数席，至多三几百元，同余至灌口回去三天，每天费作二百元，计六百元，含共至多一千。其后闻就同安城内，派捐商民招待余费三千元，又向各区派捐万元，统计派捐二万余元。”

　　公而忘私

　　陈嘉庚先生毕生竭尽精神与财力在国外发展经济，供国内办学费用，为的是造就建设祖国人才，繁荣中华民族，牺牲身家利益在所不惜，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仅举三例：

　　一：“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

　　陈嘉庚公司资产到1925年约值叻币1200余万元。从1926年树胶价格（每担180元左右）开始暴跌，尤其是1929年起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持续多年，树胶价格一跌再跌（至于931年仅7、8元），加上日本政府以免税加补贴手段，支持其商人将树胶制品打入东南亚市场，削价倾销所冲击。至1931年8月期间，各业无利，多次出卖树胶园支付费和利息，致年年亏本，积累负债400万元，而资产仅存200余元，殖民主义者汇丰银行又加以压制，又再给贷款。因此，被银行团所迫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大权旁落至外人手中，经营目标相左，每月两校费用被限定为5000元（尚不敷一万元），集美学校随即并校裁员等惨状。

　　在这种情况下，某国垄断集团要对其企业加以“照顾”，提出的条件是停止维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校费。当时，陈嘉庚先生是在面临着个人经营的实业与为国育才的教育事业两项事业的抉择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自家的实业，保存作育人才的学校，愤然表示拒绝地说：“不！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遂千方百计筹措维持的费用，甚至将已过继给长次子两户承约会的新加坡经禧律42号三幢大厦卖给华侨银行；汇回厦大为校费。故有：“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美名。1934年2月，有限公司终因非陈嘉庚先生的经营能力问题，清理收盘，而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得以保存下来（1937年无力发展厦大，为集中办好集美学校，厦大献给政府接办），继续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发展至今。

　　二：“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

　　陈嘉好为人师先生为挽救福建省教育颓风，培养小教师资人才，发展基础教育。1916年派遣胞弟陈敬贤先生返里筹办集美师范学校。1918年3月集美师范、中学校开学。6月又建成小住宅一幢管理学校。由于陈嘉庚昆仲被师生、村民尊称为校主，人们便称这小住宅为“校主住宅”或“校主居”。从此，它成为兄弟俩先后回国发展集美学校工作、生活的所在。

　　1938年5月，日寇侵占厦门岛，一水之隔的集美学校校舍遭敌人炮火日夜袭击，损失惨重，校主住宅也在1939年4月23日被日机烧夷弹击中焚毁。战后及至集美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他为了师生及早上课，尽先安排修理抗战中日寇和解放初蒋邦先后所破坏的诸多校舍，“校主住宅”未计划修葺。他说：“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

　　1953年，集美乡政府改为镇政府在民房办公。陈嘉庚先生征询镇长陈顺言工作上有何困难？镇长回答：缺乏合适的办公场所。他立即表态：将我的住宅拿去修理应用。经领导报请市人民下放后拨款于1954年重修住宅，至1958年由市长动员迁出，另觅地址办公。8月，陈嘉庚先生从校董会小楼（与校委会一同）搬来到校主住宅二楼办公、生活，直至1960年病重赴京治疗逝世。

　　1980年10月，集美校委会在其原住处陈列遗物，创设《陈嘉庚先生故居》，开放参观。1988年被厦门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以上二事，体现了陈嘉庚先生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情操，令人敬佩值得怀念与学习的。

　　早在1957年3月13日，中央军委罗荣垣元帅、广东省长陶铸等一行，参观集美学校所见所闻返回广州后就动员全省干部要用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祖国。

　　启迪后人

　　陈嘉庚先生的廉洁人生融入了他那博大精学的伟大爱国爱乡范畴，陈嘉庚纪念胜地的各个景点内容，比比皆是，感受至深。1980年，特设的《陈嘉庚先生故居》陈列其遗物开放的目的：一是为陈嘉庚的廉洁朴素勤劳工作生活，树立一擎丰碑。二是用以对人们，特别是公教人员进行勤政、廉政奉公守法教育的课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一、陈嘉庚先生毕业为国为民工作，基本上没有花费政府和人民的钱，生活费基本是自己负担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我国历代各级官员报效国家都是邻取俸禄的。如果说：“为人民服务”，陈嘉庚先生得评上先进的。二、一位曾有过千万元的富翁、拥有领导千百万华侨的领袖、国家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的生活是如此俭朴的，而我却是如何呢？《陈嘉庚先生故居》的参观者留言是对陈嘉庚先生的高度评价，是对人们最好的教育：

　　“艰苦一生，为国为民；高风亮节，启迪后人”（人民日报两记者）

　　“简居貯立水山间，为振兴中华创业还，志在图强兴教业，千秋赤子灵魂传”（广州对外贸易学院）

　　“是那么俭约，该用的钱整个家产都要用，不该用的，一分钱也要节约呀！这才是伟大的”（王济堂）

　　“峥峥有铁骨，丹丹赤子心，残约照长夜，为呼神州晨”（中央、省二广播干部）

　　“为他的爱国精神，为事业的毅力和简朴的生活作风所感动”（广州美术学院老师）

　　“奋斗终身，为民谋利，老百姓念念不忘；艰苦一世，克已奉公，可称干部的模范”（福大、省水利干部）

　　“如此有钱，自奉甚约，为国甚丰，是我们一切领导干部应该身体力行的”（孟昭威）

　　“如果有我们的干部都能像陈老先生那样，该多好呀！”（厦门日报、青海日报记者）

　　“学习陈嘉庚先生爱国主义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共青团政和干部参观团）

　　“热爱祖国，热爱教育，艰苦朴素，是后辈学习的模范”（福建省一劳模）

　　“是海外划时代的人物，一言一行都是了不起的，全世界华侨是无地方找到像他这样的。要让那些穷奢极乐的人来参观接受教育，方知伟业来之不易，创业要先有苦方有甜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黄奕欢）

　　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永不变色，执政人员的廉政奉公的政风是最为根本的条件，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党风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政风也然。

　　学习陈嘉庚先生的廉洁人生，定当今有助于反腐倡廉的行为做出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