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9年（南宋嘉定二年），朝廷赐诣朱熹曰“文”尊为朱文公。南宋理宗皇帝在《宝庆三年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制》中，说程朱道学“有补于治道”，“历万世而无弊”。

1212年（南宋嘉定五年）朱熹《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发太学遵行。

1269年（南宋咸淳五年）度宗皇帝赐婺源朱氏故居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而为二。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对朱熹极为推崇，尊之为“百代宗师”，并自谓对朱学“尝私涉而有所得”。

1335年（元朝至元元年）惠宗皇帝修建朱熹文庙，从此以后，朱熹也像孔子一样受到人们的顶礼朝拜。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崇朱子学，国家以朱子传注为宗取士。

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定为科举取士之书。

1455年和1523年，明朝廷先后赐建安（今福建建瓯）、婺源的朱熹后裔为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同祭孔一样，每年春秋两季。

明代著名学者戴铣在《优崇儒先祠嗣疏》中说：“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1869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皇帝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予武夷山紫阳书院（今福建武夷山市景区朱熹纪念馆）。

1712年（康熙五十年）皇帝下诏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朱熹牌位进入大成殿，也在这一年，康熙下诏编撰《朱子全书》、《性理精义》颁行全国。康熙亲自做序。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明代历史学家全祖望评朱子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李光地对朱熹的评价：周、程、张、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

二、中国近现代

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邀请张治中将军一起到上海考察，途中谈到朱熹著《楚辞集注》时说“这是一部好书”。1972年，毛泽东主席把《楚辞集注》做为国礼赠送给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李鸿章在光绪八年（1882）为《婺源县志》作序，说朱熹“道德文章，照耀千古”。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

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又说：“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认为：“朱熹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我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张岱年在为《朱子学新论》作序中说：“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蔡尚思在《闽学研究丛书》总序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在1988年题词：“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曾在各级学术会议上反复呼吁说：“朱子文化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即使是两三个大庆油田,也比不上!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枯竭,而朱子文化的资源却永远不会枯竭而代代相传!”

2011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员座谈会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豁开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追求……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

2012年4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福建说：“风景优美的武夷山是‘双世遗’，拥有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是朱子理学的摇篮”。

2012年4月3日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台北遥祭黄帝陵时指出，台湾的文化思想是由朱熹的“闽学”，经郑成功、陈永华来台开科举、设学校而广为流传。朱熹的“闽学”则是继承北宋二程的“洛学”。而根源是中华文化。这些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本来就是台湾人民的美德的一部分，是高于政治层次的文化历史层次。

三、国外

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评价说：“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

英国另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上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又说：“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还说：“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近代）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

1999年12月1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武夷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指出：“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朱子文化）的摇篮。作为一种学说，后孔子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占据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

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教授认为：“在近代东方哲学中，唯一能够与西方在体系规模上等量齐观的，只有朱熹的哲学体系。毕竟东方哲学思想能够踏出海外，并且在国外为此特别举办研讨会的，至今也只有朱熹一人”。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就指出：“朱熹是人类思想史上没有牛顿力学做基础的爱因斯坦”。

美国R．A．尤里达教授说：“现今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