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启蒙与理性时代提出来的经典命题，它直接反映出知识在近代社会中的关键性作用。大学、学者是知识组织与机构化的核心力量。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降至19世纪末期，“大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变得绝对重要”。在西风东渐的20世纪前期，中国开始探索更新学制，涌现一批新设立的现代大学，逐步迈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步伐。大学机构、学者和热衷资助学术研究的基金会，扮演着社会文化发展新力量的角色。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背景下，大学、学者和基金会之间交往密切，由此织就了一张张思想观念和知识双向塑造的联系网络，成为跨越国界、沟通不同文明间的重要文化纽带。福建协和大学（以下简称协和大学，1915年由英、美在福州的差会联合创办）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融合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交锋过渡、互相砥砺的重要阶段，协和大学与北美地区声誉日隆的哈佛燕京学社形成了较为强劲的人文网络。

　　洪业、陈宝琛与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于1928年，由美国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设立，资金来源于美国财富大亨查尔斯·马丁·霍尔（ Charles M artin Hall）的遗产捐赠，地址位于波士顿剑桥市。此时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的福州学人洪业（煨莲）直接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洪业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执行干事，引得编纂处主任。另一位福州籍的学者陈宝琛曾给协和大学图书馆捐赠珍贵的古籍图书资料，专设陈宝琛图书室（ ChenLibrary）。

　　作为溥仪帝师、大儒耆老的陈宝琛家族与洪业家族“交往甚密”。20世纪30年代初，退隐天津的陈宝琛（时年84岁）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图书馆题写了一副对联，对联内容为“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上联强调“新旧文明”并非脱离断裂，意味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能够相互促进；下联则转向论及东西方文明，旨在突出东西方文明在溯源与本质上有可通之处。哈佛燕京学社至今还将此联高悬于一楼会议室，成为哈佛燕京学社参研、调和东西方文明时空维度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协和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为协和大学文学院的一大特色。这一研究性的视野和资助很大程度上契合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方向。在其基本章程中，哈佛燕京学社的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有效地强化受资助机构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工作”。学社关注的议题在于推动科学方法关注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等主题。1930/1931财年（1930年8月1日至1931年7月31日）哈佛燕京学社拨出40万美元用于资助协和大学，占该年份的54.8%（常规性资金资产达72.9万美元）。经济大萧条本身就使私立大学的筹款事业越发困难。“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物价飞涨，社会不稳定，中国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被严重打乱，部分学校不得不走上西迁的道路，留在本地的大学也存在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筹得“紧急资金与持续发展资金”25万美元。根据《哈佛燕京学社校际合作史》的研究，福建协和大学是哈佛燕京学社附属的六所大学之一（其余五所为岭南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和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获得17500美元的资金（作为另一所联系学校华南女子学院获7000美元）。

　　协和大学克服日军侵闽造成的极端困难时期，酝酿回到福州重建校园。1947/1948财年的预算中，协和大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拨付的8947.36美元经费。1949至1950财年的收入中，哈佛燕京学社又拨出8947.36美元，由此学校获得特别的资金用于维持。协和大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创立了《协和大学艺文》和《福建文化》两种出版物，颇得国内外的好评。

　　燕京大学毕业生陈增辉加盟协和大学文学院

    出于响应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对协和大学增强中国文化研究的要求，协和大学将其毕业生陈增辉招募为正式的教员。陈增辉为福州永泰人，获得协和大学学士（1928年—1932年），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学习宗教史，获得神学士学位后转入本校史学部学习，直至1946年硕士毕业。已获硕士研究生学位的陈增辉，其导师正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洪业，此前陈增辉在燕京大学也有数年的研究经历。

    燕京学社早在1927年6月就创立了《燕京学报》，《燕京学报》以刊发中国研究成果为宗旨，维持了较高的科学水准。《燕京学报》作为高校人文研究学术成果的刊发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为应对提高学术资金的利用，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也将《协和大学艺文》和《福建文化》两种刊物合并，新创办了《协和大学学报》，以推动协和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协和大学学报》首期就刊登了陈增辉的《利玛窦与犹太人》（MateoRicciandtheJews）等研究性论文。陈增辉任《协大学报》主任编辑。

　　燕京学社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重视考证与各类“引得”（Index）的编纂。在“引得”学派的影响之下，陈增辉集中力量编辑《外人来华汉名录》、收集清末教案史料。《外人来华汉名录》收录八千多名来华外人，涉及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的各个方面的人物，从外交官、海关、邮政、盐务等官员，到顾问、商人、军人、医生、教师、作家、新闻记者、汉学家，还有天主教各教区、修会的主教、神父和基督教各差会的传教士，等等，工程浩大。这为后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出版《清季驻华使领年表》（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清末教案》（六册，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奠定了基础。

　　 邀任哈佛燕京教授洪业回国担任协和大学校长的动议　　

    抗战内迁邵武的协和大学辗转回到福州，校方积极谋划校园的重建工作，并且按照燕京大学的模式，设立了董事会作为临时过渡。1949年1月，福建协和大学校政委会向身在波士顿的燕京学社研究员洪业教授伸出橄榄枝，力邀其回到福州，担任福建协和大学的校长一职，当时《大公报》（天津）还专文报告曾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时任哈佛大学教授洪业出任校长。在一封家书中，洪业的五婶也在跟洪业本人在确定其是否接任这一职务，强调当时国内动乱，物价高昂，“金圆券一落千丈，物价一日数涨，生活不定”，实际指出时局混乱、生活的艰苦。然而，校方延请洪业的诚意不减。1949年4月，协和大学校政委会再次修书洪业回闽执掌校长职务，“恳请在您的有力领导之下，迎来大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原福建协和大学、福建研究院、福建优级师范学堂等院校基础上组建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重视人文学科传统优势，重视国际视野的开拓。为了编好《来华外人汉名录》《清末教案》，在1990年5月至1991年6月间，耄耋之年的陈增辉不远万里飞抵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改设）查阅资料，会见了费正清和柯文教授。根据一起访美的林金水教授回忆，柯文教授在致陈增辉的信中说：“你的《教案史料编目》，为我写博士论文，节约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自福州的学者到洛根机场的时候，柯文教授亲自到机场迎接，与陈增辉见面的第一句话是：“陈老，谢谢您！没有您的《教案史料编目》，也就没有我博士论文的发表。”上述种种，足见中美人文学者之间跨越太平洋的深厚友谊。

　　2006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美洲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德先生加盟福建师范大学。在各级各方力量的支持下，王晓德教授在担任社会历史学院院长期间，协力将福建师范大学的史学研究予以提升，共同为东南人文高地—福州的社科研究图谱增添了力量。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百余年间，福建协和大学与哈佛大学通过人文学者的知识网络形成了一条无形的线索，文脉绵延隽永，思想交流美美与共。福州与波士顿两地学者之间的联系联结，共同书写中美民间友好往来的一页页篇章。

　　（作者江振鹏 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